和平人方华赴延安参加“七大”记述

作者：方华　

     照片说明：１９８６年１月间，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到茂名视察时会见了原茂名市委书记、茂名石油工业公司党委书记、中共广东省委顾委委员方华同志（广东和平县人，图右）。方华是于１９４２年赴延安出席中共”七大“时与胡耀邦认识并成为故交的。

　　1938年3月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适当时候在延安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。1939年11月前后，中共广东省委在韶关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，选出广东出席“七大”的代表。1940年前后全国各地的“七大”代表已陆续到齐，而正式会议却在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才开。这次大会经过四年的准备，全党在思想路线、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都得到了统一，全党的团结达到了空前的高度，因而在大会之后，全党执行“七大”制订的路线，很快就取得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。我被选为“七大”代表，参加了这次伟大的会议是党给我的光荣。对此，我是永远忘不了的。

方华故居

　　当时，广东是党还是地下党，我没有参加省委在韶关召开的第四次扩大会议。我被选为“七大”代表的事是到皖南新四军军部集中后，由古大存同志转告的。

　　记得，1939年9月间，尹林平同志来和平，向我传达了当前的政治形势，说国民党开始反共。因我在和平比较暴露，组织上决定让我撤退。为了免受损失，要我做好三件事：一、选好县委的接班人，交代好工作，尽快离开和平到中心县委待命；二、对现有的党员进行一次审查；三、把党员训练班筹备好。我完成上述任务后，于10月初离开和平到龙川中心县委。11月末，尹林平同志在省委开完会后来到老隆通知我，说组织上决定我送我去延安学习，时间半年。1939年12月10日，我按尹林平同志指定的时间、地点和联系暗号到韶关找到了省委领导人。当时的省委书记是张文彬同志。他要我汇报和平的工作。我讲了两个多小时，他给我很多鼓励。第3天，经过组织布置，我便与香港来的代表周小鼎一起坐火车到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报到。在去桂林的火车上，国民党的宪兵检查了两次，都被我们应付过去了。

　　我们找到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的当晚，听八路军办事处副主任石磊同志说，武汉沦陷后，从广东去延安只剩下由重庆经西安一条路了，但这条路也不安全。自从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，对去延安的同志都严加限制，多方刁难，甚至加以扣押、杀害。因此，要改变路线，只好把你们先送到新四军军部。

　　１939年12月中旬从桂林出发，由桂林到新四军军部这一段我们都化装成新四军战士，由周恩来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龙飞虎同志护送。我们坐上装军衣的大汽车，龙飞虎同志挂上国民党少校军衔，坐在车头的位置上。经过湖南的衡阳，江西的吉安、南城和上饶，浙江的开化，到安徽的太平（即黄山）。从太平到军部这段路不通汽车，我们步行了两天到章渡，第3天才抵达云岭新四军军部。那时，古大存、区梦觉和吴有恒同志已先到达了。

　　到军部集中的有南方局和东南局的40多名代表，组成了南方代表团。团长是古大存同志。当时广东的代表是古大存、区梦觉、朱荣、方华、唐初，香港的代表是吴有恒、钟鸣、周小鼎、周材、何潮。还有一个杨尚奎同志（粤赣边特委书记），他没有和我们一起出发，他是以后经重庆到延安的。

　　当时日寇为了阻止新四军渡江开辟根据地，对长江封锁甚严。因此，我们在新四军军部住了一个多月等待渡江。在这段时间，代表团组织我们学习《社会发展史》和《党的建设》。并开始过较严格的组织生活。那时项英（当时的东南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）和陈毅同志都曾给我们作政治报告，对帮助很大。

　　1940年春节前，我们探知日寇放松了对长江的封锁，便于腊月20日左右从军部出发，开始了长途行军。首先由军部派部队护送我们乘木船过江。那天正好大刮东南风，很快就把我们吹到江北，顺利地到达游击区。腊月30晚，我们过淮南铁路，到达安徽定远县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，见到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同志。当时因为我党开辟华中敌后根据地迟了一步，国民党有相当多的部留队在敌后的江苏、安徽的广大地区，搞所谓“曲线救国”等等，压制了我军力量的发展。当时淮南、淮北根据地都在初创时期，主要是在军事上打击日寇和国民党顽固势力，华中的根据地还没有连起来，我们不得不在准南、准北等地与敌周旋，抽空学习。我们学习了《论共产党员修养》（油印本）。少奇同志在百忙中给我们作了几次政治报告（或谈话）。这段时间我们还两次下基层帮助工作。但两次都被刘少奇同志找回来，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安全到达延安。到7月初，我们才进入鲁南到达一一五师部。师政委罗荣桓同志及代理师长陈光同志都为我们作了报告。到8月间才从师部出发，越过狙莱山和通过津浦路，经太西、冀南，过平汉线，抵太行山八路军总部。时值百团大战后期，战斗非常激烈，彭德怀同志还抽空为我们作政治报告。因为同浦路过不去，我们就在总部呆了一个多月，然后才跟随徐向前同志一起通过同浦路到达晋西的吕梁山区，再渡黄河，到达陕北的绥德。再从绥德走了六、七天的路，终于胜利地到达延安。那时已是1940年的12月了。从桂林出发，经过华中、华东和华北的广大游击区和根据地，历时1年，行程1万余里。在路上也有几次碰上战斗，两次遭到敌人袭击，但代表团的同志在我们的武装掩护下无一人伤亡，全部胜利到达延安。这不仅说明中央决定走这条路线是安全的，而更重要的是使我们看到全国大部分的敌后根据地，学习到不少在敌后搞武装斗争的经验，提高了对毛主席路线的认识，这都是为开好“七大”作了极好的思想准备。

 　 我们南方代表团抵达延安后，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同志接见了我们。当天下午，便把我们编入党校47班；那时已属隆冬，天气很冷，但到了中央所在地后大家都感受到革命的温暖，心情都很愉快。

 　 原准备开过“七大”之后，我们都回原来的地方开展工作，为了保证日后的安全，组给上要我们每个人起个化名。我现在用的“方华”这个名字，都是在那时起用的。

   　我们到延安后，每人都写一份自传，送中央组织部审查。接着，就分别向组织部地方科汇报工作。当时，地方科的科长是王德同志。他指定地方科的科员刘鸣同志负责听我的汇报。我把和平的工作情况汇报后（主动是讲和平的农民运动），刘同志帮助我进行总结，一共搞了七、八天。现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那份广东省和平县农民运动情况的材料，就是那时刘鸣同志帮助我整理出来的。

   　中央的负责同志都很关心南方党的情况，特别是对原苏区党员和群众的情况，除了找代表谈话外，中央政治局还在青年食堂设宴招待南方党的代表。那天虽正下大雪，但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都到了。毛主席一坐下就谈笑风生地问我们：“你们看中国革命能不能胜利？”大家异口同声地说：“一定胜利！”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同我们一一握手，并一一劝酒。毛主席说他不会喝酒，敬我们每人一块面包，说：“祝中国革命胜利万岁！”朱老总也说自己不能喝酒，请他的参谋长王若飞同志代他干杯。整个宴会充满着团结、活泼的气氛。

　　1941年上半年，我们在延安党校学习，总结过去的工作。从1941年下半年起，我们就搬到马列学院去学习中国问题。当时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是邓力群同志。

   　1942年中央成立高级党校。我们被安排到高级党校学习。1942年2月1日举行开学典礼，毛主席作《整顿党的作风》的报告。到同年的夏季就正式开始整风。方法是学习文件，主要是学习毛主席的〈整顿党的作风〉报告、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，联系实际，检查自己的立场、观点、方法。先在小组会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，然后用写自传的形式对自己过去的思想、立场和工作进行检查，总结经验。大家都觉得通过这样的学习进步很快。

   　1943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，康生搞了个“抢救运动”，搞逼、供、信。好在毛主席一发现就制止了，但也伤害了一些好同志。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，我们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学习〈两条路线〉，发扬民主，总结经验，提高认识，统一思想。到1945年4月，中共中央召开六届扩大七中全会，作出了〈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〉。经过两条路线的学习，全党的思想统一了，一致认为毛主席的路线是正确的，公认毛主席是我们伟大的领袖。

 　 “七大”开会前夕，中央要广东增补了云广英、廖似光、谭辅仁等3位代表，统一编入南方局代表团。

 　 “七大”于1945年4月22日正式开会，到6月11日闭幕。“七大”总结了我党领导民主革命的经验，批判了“左”、右倾机会主义路线，总结了经验，制订了一整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针、政策，统一了认识，增强了团结，所以，“七大”之后，中国共产党在“七大”路线的指引下，领导人民很快就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，打倒了蒋介石，解放了全中国，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。

 　 因为经过长期的准备，所以，在“七大”会议上，对大的问题是没有什么争论的，因为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都在整风的学习中统一了认识。大会一致拥护毛主席、朱总司令和刘少奇同志的报告。当时对抗战胜利后能不能取得和平的环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的问题，有些不同看法，争论比较大。毛主席在闭幕时对这个问题作了详尽分析，指出我们今后还是要前拒虎、后拒狼，要设想我们还会遇到很多困难，要我们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”。

   　大会花最多时间的是酝酿候选人名单，高度发扬民主，反复了几次。花了半个月时间，才选出了中央的领导班子。

 　 “七大”闭幕后的第2天早上，我们即离开延安，奔赴各自的战斗岗位。因为当时我们还没有估计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得那么快，准备赶快回江西、湖南和广东开辟根据地，岂知我们在洛阳过黄河时，就听到日本投降了。日本一投降，国民党从山上下来，我们南下就不行了。中央把广东的代表同志分为三批。化装南下回广东工作的有吴有恒、钟鸣、何潮、唐初等同志。奔赴东北工作的有方华、云广英等同志。留在延安工作的有古大存、区梦觉、朱荣和周小鼎等同志，以后他们也到东北工作。

 　 这就是我参加“七大”的经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