历史文化

 

     明正德十三年(1518)置县前夕,“和平广洞,良善数千家”。本县经济是农业自然经济。其时,居民辛勤耕耘,开发了年收获谷物千担的“玉米窝”、“千担坝”,至今留下了陈迹。后因连年天灾人祸,以致田园荒芜,百业凋零。至崇祯十五年(1642),全县有1994人(此为丁徭人口,百人口实数,下同)。
    清初,一些有远见卓识的县令,实行稳定赋税和新增人口不加赋税,以及鼓励居民开山种粮、种豆;筑路架桥,建仓(社仓)赈灾;办公院、兴义学,培育人才等措施,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。至康熙六十年(1721),全县有丁口2252人;开发田地山塘3.0797万亩;征收赋税额银6359两。
     随后,经过雍正、乾隆(1723~1795)两代至清代中叶,社会较为安定,大批“客家人”因战乱、灾荒或者官职迁调等原因继续从闽、赣南迁至此定居开发。他们运用其科学文化和技术,发展农业、手工业生产,兴办商埠、当铺,时土纸、陶瓷、酿酒等行业初具规模,县城食盐年成交量1万担(500吨)。道光二十年(1840)鸦片战争之后,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,内扰外患,落后挨打,社会动乱,县无宁日,经济发展缓慢。
     民国元年(1912),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的统治,一定程序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。县人利用丰富的陶土、竹木资源,兴办陶瓷、竹木加工等手工业,时有工场、作坊数百家(户),从业人员1000多人。农业、手工业的发展,促进了商业的发展。大埔、潮汕、兴梅商人纷纷至此开店设铺。惠州、广州等地的盐、鱼、百货、转口洋货等大量涌入;赣南地区的米、豆、土特产品等也流入本县,或就地交换,或转口外销。时每年经和平进出的食盐2.5万担,土纸5万担,大米2~3万担。于是和平成了南北交通要道和货物的集散地。以东江上游的阳明、彭寨、东水、下车4个圩场为中心,全县形成了大小圩镇20个,集市28处,私商店铺2000多间(户)、从业人员3000多人。至民国24年(1935),全县人口发展到17.6万;开发土地面积19.0934万亩;征收赋税6.1140万银元。
    抗战时期,国民政府实行“二五”减租和扶持民族工业政策,加之广州失守后和平曾成为本省大后方,经本县人民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,修通忠(信)定(南)公路。民国28~31年,在宋庆龄与国际友人路易•艾黎指导下建立“中国工业合作和平事务所”,兴办造纸、松香、织染、印刷等60多间合作企业,从业职工800余人。和平竹木、东庄纸、松香、茶叶、香菇等产品远销广州及香港、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。
     抗战胜利后,国民县政府执行蒋介石“勘乱”政策,“进剿”游击区;官商勾结,操纵市场,通货膨胀,致使不少工商企业倒闭,农业凋零,经济受到严重破坏。至民国38年(1949),全县耕地面积24.49万亩,其中水稻种植面积19.15万亩,总产4.1452万吨,年亩产216.46公斤。全县有16.5785万人口,是个严重缺粮县。
    和平人民用勤劳和智慧,在创造了物质文明的同时,发展了文化事业。清前,有7名进士(含武进士1人)。民国初期,县人徐傅霖就读日本东京法政大学,获法学士学位,著有《中国法制史》、《刑事诉讼法》等,在国内有一定影响。抗日战争时期,省城部分机关、学校、医院迁来本县,大大推动了本县文化的发展,时县内有中小学230多所,学生万优为粤北地区有名的文化乡之一。但由于经济落后,文化教育设施少,且简陋,文盲仍很多,农村缺医少药,疫病常流行。
    和平人民淳朴、刚强,具有反压迫、反侵略而英勇斗勇的光荣传统。历史上农民起义不断,较著名的有明正德年间池仲容为首的农民起义,如岭南春雷,威震闽、粤、赣,有力地打击了明王朝封建统治,促成了和平设治建县。民国15年(1926)春,共产党员刘哑佛(时任和平县府秘书)来和平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政纲和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三大政策,支持建立“新和平青年团”,推动了工农运动的开展。民国21年(1932),在震惊中外的“一•二八”淞沪抗日战事中,和籍将士50人为国捐躯。民国28年(1939)5月,建立中共和平县委,方华(罗响)任书记,领导建立农会和抗日自卫队,开展抗日救亡运动,工作成绩卓著,被选为中共“七大”代表,出席延安盛会。民国34年(1945)夏,曾源(曾镜湖)率东纵三支队挺进九连地区,震惊国民党省政当局。民国35年(1946)冬,吴毅、王彪和林镜秋亮起连和人民自卫总队(九连游击队)的旗帜,积极开展武装斗争,巩固和发展了九连革命根据地,在艰苦凶险的斗争环境中培育了“理想、坚定、团结、清廉、奉献”的九连精神,于1949年5月解放了和平,接着又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解放惠州、广州。和平人民为抗外侮、求解放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,将永载史册。